初识莫高窟与常书鸿 

（手记） 

这就是国家级文物所吗？ 
说起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世人都会为它的神秘叹服不已。而对与它的保留成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常书鸿先生，能直接接触并有深层了解的人并不多。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个。 
1974年春天，我随不久就要离任的军方的葛组长，受命去敦煌，代表省革委会政治部去解放著名画家，原敦煌文物所所长常书鸿。由于工作需要，在敦煌千佛洞，我则足不出户地住了四十五天。我想，就是专程去体验生活的文学家，艺术家，也没有象我们这次能在最近的距离，接触到这离奇神秘的洞窟文化和全面了解这位传奇式的人物。 
我们同去的四个人，葛组长，我，还有文化组随行的两个工作人员。名份叫省政治部工作组。 
敦煌千佛洞，是我在少年时代从课本上学过的神奇的地方。常书鸿先生，也是因我在学校爱好美术而浅知的。这次一接上任务，我自己先激动得几夜睡不好，我庆幸自己还有这样的难得机会！可当我们座火车，乘汽车，碾转一个星期到达千佛洞时，眼前的荒凉让我大吃一惊！常书鸿就在这里吗？！ 
处在文化革命后期的敦煌，可不是现在人们旅游看到的这样繁盛场面。它孤寂的倦缩在风沙弥漫的戈壁崖下，沙尘环绕，破旧不堪，一片清冷萧瑟景象。 
在柳园火车站接我们的是敦煌文物所一辆破旧的测绘车，四五个小时才颠簸着穿过翻浆的沙土路到达县城。从县城出来到千佛洞的几十公里，纯粹没有现成的公路，全凭司机依靠电杆的走向判断，在茫茫戈壁上艰难的行进。葛组长患着胃下垂病，走不了多远就要停下车吐几口酸水。他悄悄的在我耳边说：“小高，我没想到，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我心里也很彷徨，我们要去的是个在世界上都著名的国家级研究石窟艺术的文物所，省上直管的单位，怎么这样的条件？ 
天快黑时，我们总算到达了目的地。文物所的领导还是军代表，他们安排我们住到一个小四合院结构的招待所，房子全是低矮的土坯房。纸糊的顶棚被风掀的哗哗直响。待客的饭是一盘榨菜，两个杂面馒头，喝的水又涩又咸。那时讲究上面下去的人要坚持“四同”，我眼看面色腊黄的葛组长咽不下去那顿饭，也干急没办法。 
第二天，所里领导向我们介绍了文物所的全面情况。总共六十二个职工。单位的业务指导上级是国家文物局，行政隶属原在省文化局，我们到来前不久才移交省政治部文化组。由于距离兰州1200多公里，文革以来的几年，这里和上面中断了联系，县上也顾不上管。纯粹有些与世隔绝的感觉。县上只在文革中派了个军代表负责管理瘫痪了的行政管理。千佛洞的研究保护工作基本停滞。对外参观也在几年前终止。原来的所长常书鸿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正在所里的农场喂猪，接受改造。党支部书记李承仙（常书鸿的妻子）也被罢了官，在所里监督下改造。还有副所长段文杰，也因历史问题被打倒，遣送到敦煌县杨家桥大队农村放羊。一些文革中被依历史，现实问题打倒或挂起来的研究人员，所里意见不一，正在等待工作组来了给下结论。能参与研究工作的人剩了没有几个。那位原在一个县武装部任部长的军代表介绍完情况后，无可奈何地说：“就这样一个留守处般的烂摊子，还研究什么文物啊！” 
我们的心情一下沉重了许多。再看到职工对工作组毫无表情的木然目光，葛组长无言的摇摇头说：“让我们先走走，看看，再说吧。” 
我不由想起了在小学课本上读到的那个敦煌千佛洞,可眼前完全是另外一种苍凉的景象……。 

走进常书鸿的历史 
如果说，对敦煌千佛洞的破落景象感到寒心的话，那么，一进入常书鸿问题的研究，则让我们受到了难以言表的心灵上的巨大震撼！ 
我们在葛组长的主持下，开了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大家觉得对文物所未来的工作前景都不容乐观。葛组长的压力更大。他主张把这里的复杂情况先向省政治部领导写个报告，必要时，要请更高层次的领导来担任组长。我则建议他再等几天写，等情况基本吃透后，再向部里提要求主动些。我还说，我们会全力支持他的决策，相信他完全有能力左右这里的形势。葛组长精神一振，望着我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葛组长给我们四个人分了工，各有工作重点：他管全面，并负责和现在的领导班子对话。让我负责常书鸿的案子的复查，理由是我是搞组织工作的，又从事过解放老干部的工作。文化组的那名颇有正义感的女同志，分工负责段文洁和李承仙的案子复查。另一名干部负责收集文物所群众的意见。每天一次小碰头会，一个星期集中讨论研究一次进度情况。然后，他向我们交代了工作纪律：鉴于这里情况复杂，未经研究和请示，不准擅自表态；不准代表哪一派的观点；不准传播案卷中的情况。我深深佩服葛组长驾御复杂局面的能力。 
我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阻力。按组里要求，复查案子要先接触一下本人。可当我要求与常书鸿本人见面时，军代表身份的文物所革委会主任竟一口拒绝。他的理由是，见本人易受当事人申辩的影响而会先入为主。他让我先看定案的材料和相关案卷。葛组长考虑了一下向我扬了一下脸。随后，我接到了他们安排人抱来的十二大本常书鸿的定案案卷，每本足有一寸多厚。在我的办公桌上高高地垛起了两大堆。就这样，我怀着对这位世界名人的尊敬和公正的心态，背负着很大压力地走进了常书鸿的历史，并且由远到近，一步步地全面地去认识他…….。 
常书鸿19 年生于浙江杭州，曾在 印染公司做工，由于天性聪明，被师傅带徒作画。1927年赴法国学习油画，先后师从法国当时的著名画家 ，朗顿教授等，到1935年前，他的油画已在法国油画界小有名气，成为旅法留学生中的佼佼者。法国几家国立美术院校高薪聘请他留法任教。就在这时，常书鸿在参加一个意外的画展时，发现了中国敦煌的莫高窟艺术。原来这次轰动巴黎的画展，展出的竟是法国人伯希和在清朝末年从中国敦煌盗走的珍贵的壁画，佛像，大量的经卷。作为一个有血气的中国青年画家，常书鸿第一次感到了极大的愤怒！深感民族自尊心受到莫大侮辱！同时，他又为自己的祖国竟有这样伟大的历史文化而振奋不已。一种强烈的爱国热情，促使他毅然放弃已拿到手的高位聘书，义无返顾地登上了回国的客轮，满怀报国热情的踏上了生他养他的祖国的热土。为了实现他到敦煌保护和研究祖国珍贵石窟文化的报复，他在南京受聘国立美术学院任教，一面与美术界联系取得支持，一面奔走于政府和上层宣传保护敦煌石窟文化的主张。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他又到重庆宣传自己的主张。其间，结识了张大千，徐悲鸿，傅抱石等著名画家。在美术界的强烈要求和声援下，国民政府同意设立敦煌文物研究所，并任命常书鸿为所长。1942年，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常书鸿踏上了西去的征途，终于跨出了实现了他奔赴敦煌保护和研究莫高窟文化这一崇高理想的坚定步子。。 
然而，三十年后，这却成为文革中给常书鸿定案为历史反革命的组织依据。理由是他最早是国民党任命的官员。何其荒唐啊！ 
案卷中罗列的另一条罪状是，常书鸿在解放前有雇工剥削的罪行，厚厚几本的“罪证”，说明了一个问题。1942年，国民政府虽然同意成立了文物所，但以抗战期间财政困难为由，从来就没给过文物所一个钱的经费，常书鸿聘请来的美术研究人员的生活来源，莫高窟的维修保护经费，都没有固定的来路。只能靠寺院的原有一些庙产，即历来由农民租种的数亩薄田的收入来维持。研究人员自己还得靠种些地和牧羊维持生计。直到全国解放，党和人民政府，才将敦煌文物所正式列为国家文化保护单位，拨付大量经费维修保护，并从根本上解决了文物所研究人员的经费供给。把那个年代的艰难为生的情况说成剥削，至少也是严重的违背了历史唯物论。 
我在看案卷时，不时被常书鸿和他的同事们在艰苦岁月中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打动！不住的掩卷长叹。夜里，窗外狂风怒号，沙粒打的玻璃轧轧直响，这个被称为荒漠中的“明珠”的千年古迹，倘不是他们一批有志之士的舍生忘死的保护，谁知道会落成什么样子！今天有国家的强力支持，尚且如此艰苦，倒退到几十年的解放前，真让人不敢想象！ 
一天晚上，我正在伏案看卷，同屋住的那位姓刘的风风火火地跑回来，神秘的关上门说：“我听他们一个专案人员说，常的案卷里有一张奇妙的照片哩，说看了会让咱们这个年龄的人昏过去的。”并说是在第几个卷宗里。我不满他这人的轻佻，冷冷地回他一句：“我们是工作组，你可别胡动心思啊！” 
说真的，我是一卷一卷地仔细查阅的，每一页都不马虎，不少地方还要摘录。心情沉重的复查，几天才看过去两卷，根本就没发现象他说的什么照片。他是工作组的人，我缠他不过，索性翻开了那个卷宗。啊！还真的有一张卷宗大小的黑白照片，全景是一个西方的裸女照。我也给吓了一条，下意识地慌忙合上卷宗。这是什么？我忽然想到给常的定案材料中有一条说，常书鸿在法国画的一幅人体素描，曾受过鲁迅先生的批判。是不是她？那位姓刘的同志已急不可耐了，搬开我的手，吸到很近的地方细细地去看。我再看时，发现是一幅油画的翻拍照片。下角上有一行外文。这确实是一幅水平相当高的人体写生，简直可以以假乱真！不细看，还真以为是张裸照呢！画面上是一个大半身的法国女郎，微斜的仰躺着，神态自如，曲线优美。后一页上附有作者早年谈这幅画创作过程的一篇剪报文章。作者写道： 
“那是我在朗顿教授的画室里创作的一幅毕业考试的人体写生作品。当那位体态丰韵的金发女郎模特被领进画室时，我眼前一片光芒，创作的激情一下高涨起来。我选准角度，一气呵成。朗顿教授看了我的作品，十分惊喜。他高度赞扬我的成功，并把这幅油画送到国立巴黎美术馆展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后来，这幅作品被巴黎美术馆收藏了。也由于此画的成功，我收到了法国好几家美术机构和学院的聘书。” 
可就这幅在国内无法看到的成名之作，竟给常书鸿带来了难以洗请的厄运。文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