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画魂—纪念常书鸿先生
敦煌，中国西部的一个小小绿洲，历史上四大文明交汇的地方，文化的圣地。千年文化的沉淀，给我们留下了辉煌灿烂的敦煌艺术。 

    “来到这里的每一个朝拜者，都会感受到中国历史跃动的脉搏，呼吸到华夏文明的清新之气，在莫高窟至高无上的美神面前，都会热血奔涌，匍匐倒地，接受一次艺术的洗礼，心灵的洗礼，人生的洗礼。这里有着不灭的佛光——人类最圣洁的情感，最热烈的火焰，最辉煌的艺术，最壮阔的生命。”① 

    百年时光，对于漫漫历史长河，不过转瞬即逝。而于世间凡人来说，则是可圈可点的漫长人生之路。世间多俗人，终究化为流星归于黑暗。而那为数甚少惊为天人的，则做了宇宙恒星，永恒不灭。常书鸿先生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 

    1904年4月6日，常书鸿——这位几乎在20世纪闻名全球的艺术大师、敦煌艺术的坚决捍卫者，诞生在了秀丽的西子湖畔．常书鸿先生早年就读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学染织,他不沉迷与西湖温柔美妙的四季风景,却醉心于西欧美术。1927年，他怀着鸿冥之志，远渡重洋去法国，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和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1932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取了赴巴黎深造的法国国家奖学金。

    1932年秋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原法国皇家美术学院），在古典主义大师劳伦斯画室学习。在校期间4次参加里昂春季沙龙展，入选作品12部，3次获金奖，2次获银奖，2次获荣誉奖。1935年常先生在巴黎举办个人画展，展出50多幅作品。40年代又在重庆举办画展，徐悲鸿先生为画展写的前言上称常书鸿先生为“艺坛之雄”，“展出作品‘类皆精品’”。应该说常书鸿先生的油画作品的功力，代表了他们那一代艺术家所取得的杰出水品。1936年常先生回国后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主任、教授，国立艺专校务委员，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等职务。1944年创建敦煌艺术研究所，为我国敦煌石窟艺术的保护与敦煌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常先生在巴黎的成功，掩饰不住这位东方游子献身中华民族艺术的赤子之情。一天，他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边驻足浏览，无意中发现了一部由1907年伯希和在中国敦煌石窟中拍摄的图片装订成的《敦煌石窟图录》，他十分惊异，爱不释手。接着，又在吉美博物馆看到大量被掠夺的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大幅唐代绢画，他深深感到：“拿远古的西洋文艺发展的早期历史与我们敦煌石窟艺术相比较，无论在时代上或在艺术表现技法上，敦煌艺术更显出隽永先进的技术水平，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因为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现在面对祖国的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因为等待他的是“蕴藏着千百年前敦煌民族艺术的宝库”。在塞纳河畔与敦煌文物的邂逅，彻底改变了常书鸿先生的生命轨迹。他放弃了巴黎优裕的生活，来到大漠深处的莫高窟，把一生献给了敦煌艺术。中国因此少了一位绘画大师，敦煌则多了一位守护之神。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五十多年，在日本被称为中国的“人间国宝”。季羡林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常先生：“筚路蓝缕，厥功致伟，常公大名，宇宙永垂！” 

    黄永玉先生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常书鸿当年在政协开会，每次讲的就是敦煌，以至朋友们有句笑言，叫做“书鸿讲话万里长，先是巴黎后敦煌”。当年年轻的常书鸿，在巴黎读到了敦煌，便一个人万里归来，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敦煌，因为伟大的敦煌正在离我们远去，而敦煌艺术理应有更长久的生命。 

    1942年，洛阳龙门浮雕《皇后礼佛图》被奸商盗卖，围绕这件事件，重庆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呼吁要加强文物保护，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尤其是对敦煌石窟历次被劫掠和破坏，向国民政府提出批评和建议，“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得以筹备和成立。回国数年的常书鸿先生，才得以有了敦煌之行。这年冬天，他只身前往兰州，担任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并主持制定了研究所的各项筹备工作。1943年初，常书鸿先生一行六人由兰州动身，“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身穿北方的老羊皮大衣，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开始了奉献一生的敦煌之行。” 初到莫高窟，他心旷神怡，心情非常激动，犹如步入仙境，深深的拜倒在精美绝伦的古代艺术的脚下。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面临的是重重困难：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与法国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按常书鸿先生自己的话说：“从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 

    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无尽的长夜，望眼欲穿的乡愁。还有曾经共同奋斗的同事的不断离去后，给坚持在这里的人们留下的忧愁和思念。最让常书鸿先生悲怆欲绝的是，他的妻子陈芝秀因受不了敦煌的艰苦生活，抛夫弃子悄然离去。就在这个最严峻的时刻，常先生怀着保护艺术宝库的强烈责任感，毅然留了下来。他想起了当时去敦煌时三位友人的赠言。梁思成说：“你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徐悲鸿说：“要学习玄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把敦煌民族艺术宝窟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做到底！”张大千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呀！”此时，他又想到第254窟中《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的壁画。挚友的殷切希望，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的精神，使他更加坚定了信念。“几年的艰苦岁月，这些洞窟中留下了我们辛勤的汗水，而这些艺术珍品也在艰苦环境中给了我们欢乐和欣慰。”“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最后！”“我思前想后，我决不离开，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 
    “敦煌苦，孤灯夜读草蘑菇。人间乐，西出阳关古人多。”这首打油诗，就是常书鸿先生当时的心灵写照。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以及“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的精神，始终激励着常老，成了他工作不息的鞭策。常沙娜先生在文章中这样写道：“父亲不是单纯从事创作的画家，而是有渊博学识的学者，他把中西文化与绘画史的学识，融汇在他从事了近半个世纪的敦煌艺术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中，他既能高瞻远瞩，又能从最基础的工作着手，竭尽全力从残垣断壁中保护这座伟大的艺术宝库中的一砖一瓦，同时以博大的胸怀团结了一大批忠实于敦煌艺术事业的专家学者，并以精深的学识将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常书鸿先生的艺术贴近大自然、贴近生活，扎根于人民，立足于本土。其艺术入俗而不媚俗、高雅而不欺世，作品朴实浑厚，符合最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做到雅俗共赏。教学上引导青年踏踏实实、真心诚意地作画，而不是搞那些“人面必歪、脸色多绿”怪诞离奇的东西。② 

    常先生在人生的探索中，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自豪感、历史使命感。他清醒地选择了人类优秀文化传统的脉络，学习继承它，在学习借鉴西方艺术精华之际，从一个“艺术至上”“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奉者成为一个“为人类而艺术”的严肃的艺术家。为了保护、学习、继承、弘扬中华民族艺术瑰宝，舍弃优厚的教授生活，拼搏一生，构成了常书鸿先生的人生价值观。 

    常老曾动情的说：“到敦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上加难。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有过不少出使西域的人物，汉代的张骞和唐代的玄奘便是著名的两个。我当然不能和他们相比，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为保护和研究举世罕见的敦煌石窟这个民族艺术宝库一辈子在那里干下去。” 

    常先生是杭州人，二十三岁时远赴法国求学，至终乡音不改。先生晚年时竟然提出：“我已老而不死，但以后死也要死到敦煌。如果死在北京，骨灰还是要送回敦煌。”没想到这一席话竟真成了常老魂系敦煌的遗愿。常老没有提出要落叶归根，正如常沙娜先生所说：“他是把敦煌作为维系他生命所在的“故乡”来看待的。” 

    在常书鸿先生的故居中，一方土炕，一盏油灯，两张简陋的书桌，几把残破的板凳，一架掏进墙壁的土书架，简单的炊具……这些就是常老的全部家当。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从巴黎的花花世界来到这荒凉的大漠戈壁，为侍奉敦煌艺术，无私奉献，甘做苦行僧。这一切，没有超凡的艺术胸襟真是难以想象和承受。原来文弱书生竟也可历练成如此铁骨铮铮。 

    “敦煌是许多人非常向往的地方，也是许多人非常害怕的地方。说向往，特别是艺术家，这里有千年延续不断的古代艺术精品，说害怕，敦煌地处大漠，更可怕的是那里的寂寞。对于“寂寞”，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由寂寞产生的枯燥和无味是难以忍受的，更不用说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在寂寞之中了；也有些人认为寂寞是一种精神财富，只有甘于寂寞的人才能诱发出潜在的力量，去思考许多问题，争取在人的一生中走出一段段辉煌的历程；常先生正是属于后一种人。先生常说：“人活着，就要有点精神，我的许多精神就是来源于敦煌的寂寞。”艰苦奋斗同样是敦煌的精神。敦煌的艰苦工作和艰苦生活是人所共知的，有苦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对待它：是逃避还是面对现实，是苦中求乐还是跌到在苦海中。当然这并不是人的本性；但是敦煌人确实在改变人性的同时，代代相传至今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孜孜不倦的追求着、奉献着。”③。几代敦煌人曾经有过这样的人生信条：“进了莫高窟，就是敦煌人”后来，这句话更升华为：“生为敦煌人，死为敦煌魂！”是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