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范扬访谈
徐聚一、许宏泉
　　许宏泉：南通作为长江边的一个古老的小城，也是一座文化名城。像张害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着很大的影响。之前，我也接触或知道南通籍的画家像袁运生先生以及你的叔叔范曾先生。范家是南通的名门望族，也算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啊。你走上绘画艺术的道路，自然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范杨：这个问题我有很多话要说。我们应该说是诗书之家。我的祖父的祖父，叫范当世(伯子)，他的墓志就是张害用小楷书写的，铭文是桐城派名家吴汝伦所撰。他第一句话就说：“南通范当世，有宋范文正公之后也。”就是范仲淹的后代。所以我们家应该说是一个诗书的世家。所以我在文艺上应该说有一点先天细胞吧!过去我们家出诗人出文学家，但现在呢，我常跟朋友讲笑话，范家到范曾，到了我，出画家了。画家在清代有个称呼，叫“画画人”。而画画人比起诗人与文学家来说是等而下之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那点文艺的细胞还在。所以我们家呢，也不是我在这里夸一下海口——代有才人出啊!每一两代两三代，就出个人，名满天下!所以应该说是有家学渊源的。另外，南通中学，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我觉得南通中学的特点是培养了两种人：一种是纯科学理论，而且还不是工科的，像数学家杨乐；另一种是形象思维的，如画家。这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不出音乐家也不出工科人才，而是出科学家与画家?这里边似乎从开始办学就有已存在的文脉。我开始学画画的时候，父老乡亲就说这范家子弟学画，过不了多久就要出头。真正的契机还是因为我叔叔范曾。那是“文革”期间，范曾正好回南通，他很担心，说我们范家子弟都是有出息的。他说：你现在怎么办呢?当时正是“文革”。我就说：我要做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说，你这是空话，你现在要学科学是不容易的，科学需要有一个环境和相应的条件。但如果你学画画的话，就一张纸一支笔，你就可以成为达•芬奇，成为米开朗基罗。在一支笔一张纸里，你有可以尽情地展现你才华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足够你驰骋了。虽然范曾并没有好好地教我技术，但是在大的观念上给了我引导。当时我分配到了一个国营的工厂，我说我不去，我要到南通市的工艺美术研究所。其实这个研究所还是集体单位。那时候集体与国营单位是大有区别的，但我觉得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这可能是我内在的对文化的向往使我作出了这个决定。今天我仍然觉得这个决定是对的。在工艺美术研究所遇到了很多大师。吴冠中、黄永玉、袁运甫、袁运生、韩美林，多少老师来讲学。我还认识刘继卣。吴冠中也来过南通，那时还不是大师，只是老师。但个个是大师，也一点没有架子。你应该有什么样的积淀、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学术准备，他们说得非常透彻，而且全是一语中的。他们与你相处的时间虽短，却给了你最可贵的提示。这些提示或许你当时不能理解，但最终将使你一生受用。它将影响到你人生价值的取向，艺术价值的取向。他们的思想是比较先进的，是比较领先潮流的
　　徐聚一：南通之后呢?
　　范杨：之后恢复高考，就考取了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这个美术系听起来不怎么样，实际上它是中央大学的系统，而正在一百年前，它是两江师范图画手工科的一个系统。这里又有渊源关系。这里的老师都是正宗出身，法国留学、欧洲留学、日本留学、苏联留学的，这些老师给我道路的指引，结我技巧的训练，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磨合我们这一代人。能进这个学校是我的荣幸。这个学校大师辈出，20世纪中国画画坛，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的大画家，都出自我们这个系。傅抱石呆了23年，陈之佛呆了24年，徐悲鸿呆了18年，吕凤子是开始时的系主任，潘玉良、吴作人等等都曾在这个系里任教。
　　许宏泉：这些人肯定也会影响到你。
　　范扬：他们的思想是比较先进的，是比较领先潮流的。他们几乎主导了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的一个审美取向和创作取向。他们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而在我的画中也可以看到这个系统对我的影响。
　　徐聚一：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老师呢?
　　范扬：秦宣夫，法国回来的，教我们西洋美术史。
山水画要“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许宏泉：你当时还在画人物吧?
　　范扬：当时我在画人物。当时的我应该说是比较超前的、激进的，所以老师觉得我是个新派。今天看我的画又是个传统派，这很奇怪。当人们还很保守的时候，我是革新的；当人们开始革新的时候，我又回归了。为什么文艺复兴要打着复兴传统的这样一个旗号?它是以复兴一个旧传统来作为创新的契机和旗号。我说山水画要“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这说起来容易，其实并不简单。你首先要认识它，你才能再“从头”“收拾”它。
我最崇拜的画家应该是凡高和塞尚
　　许宏泉：那时除了国内的影响，国外的美术品或者美术流派对你有什么影响?
　　范扬：最初我是喜欢印象派的，后来喜欢印象派之后的。我最崇拜的画家应该是凡高和塞尚。我觉得范宽的气概堪称中国气派
　　许宏泉：从你的画中，像《皖南小电站》确实能看到凡高的意趣。那么，中国画画家中，当代、古代，你最感兴趣的是谁?
　　范扬：我觉得范宽的气概堪称中国气派。敦煌壁画，对我也有相当的影响，它是两个文化和几个文化的融合冲击，特别显示了它的创造力。它有印度文化的，西域文化的，中原文化的，它的创作者们是来自民间的，不是个体的，它是集体的智慧，它是混合而成的。它经过不断的提炼，才成为了一个艺术的宝库。我去过许多国家，意大利、法国，都是了不起的文化代表，真正拿得出去可以跟他们并驾齐驱的应该是敦煌壁画。
石涛对我的影响不是太大，我反而有意要避开他
　　徐聚一：在你的画里明显能看到董其昌、黄宾虹对你的影响。
　　范扬：这二位(董其昌、黄宾虹)确实对我影响较大。一开始八大山人我也很喜欢。石涛对我的影响不是太大，我反而有意要避开他。因为石涛一直统治了画坛三百年。这就好像我学书法故意避开王羲之，而学钟繇。
实际上我还学了王原祁
　　徐聚一：你对“四王”是怎么认识的?
　　范扬：“四王”因康有为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最喜欢的是王时敏和王原祁。你刚才说到我学凡高学董其昌学黄宾虹，实际上我还学了王原祁。我认为王原祁跟塞尚是异曲同工。王原祁的画面是用很多的块墨来构成的，这跟塞尚说的要用圆锥体、立方体来构成是一个道理。
　　许宏泉：对所谓的20世纪“十大画家”有何看法?
　　范扬：我觉得黄宾虹与齐白石是一个层面的，其他的是第二个层面。
　　许宏泉：你怎么看主要由江苏发起的“新文人画”?
　　范扬：它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新文人画”的想法是不错的，借些文人画的系统，借些文人画的观念，借些文人画家的做法。它的提法是不错的。但是“新文人画”的作者却不是文人而是实实在在的画家，应该是一种文人游戏式、情趣式的绘画，是画家画而不是文人画，只不过是打着文人画的旗号，因为这种说法有点文化上的意义。
一个画家他如果没有自信的话，他肯定是画不好的
　　许宏泉：你的画算不算是“新文人画”呢?
　　范扬：应该不算。因为作为文人，我的整体素质还不够。不过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一个人在世上能把一件事做好，比如能把画画好，就已经是贡献社会了。
　　许宏泉：平时常听说你是一个言谈很风趣又很直截的人。传闻你说过：石涛第一，我第二。你觉得这种狂傲或者叫自信对一个画家有什么意义吗?这是否即传统文人的那种狂狷不羁，一种自我超脱的品格呢?
　　范扬：一个画家他如果没有自信的话，他肯定是画不好的。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会画好，为什么还要从事这个职业呢?前辈的画家，哪怕你说所谓的大画家也好，现代画家也好，我们的前辈也好，我们的老师也好，他们的机遇和条件恐怕都不如我们。第一，很多老师没有去过外国，视野不如我们开阔，学术准备也比较单一，对基础的训练，素描的训练，准备不足。或许他们对传统的笔墨有所准备。另外，他们经历了“文革”，有解放以后文艺思想上的禁锢的现实。不妨这样说吧，老一代画家跟我们比要减去二十。我现在不到五十岁，那么我的绘画功力是他们七十岁时候的水平。所以我经常讲，对我们来说，超越前人不但是我们应当争取的目标，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这个时候拿什么呈现给后人呢?正如《兰亭序》里讲的“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当后人看我们的时候就像我们看到前人一样，总要留点东西给后人看吧!
他们的现代艺术，是当今世界文化的主流
　　徐聚一：事实上你的人物画与山水画，都属于较为“传统”的一路。你觉得西方的艺术观念对一个现代中国画画家的影响很重要吗?
　　范扬：我觉得很重要，非常重要。无论怎么说，西方的艺术，先是欧洲，后来是美国，他们的现代艺术，是当今世界文化的主流，是不能不参照的一个系统。你只有参照这个系统，
才能明确你自己的地位，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事。你看到周围，你才知道你的地位。所谓“一览众山小”，有众山，你才有泰山，没有众山你怎么知道“一览众山小”?何况对方并不小。
失掉了笔墨与中国的审美取向和美学观念，到了外国人面前你就成了奴才
　　徐聚一：20世纪初以来，由于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从康有为、陈独秀到徐悲鸿，一直要改良或者改造中国画。就是山水画这一块，我认为西方绘画对它的影响也很大，很多画家太关注西方，而忽视了笔墨。你认为是笔墨重要还是要把它改造掉?
　　范扬：徐悲鸿也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失掉了主心骨，失掉了笔墨与中国的审美取向和美学观念，到了外国人面前你就成了奴才。不做奴才，就做主子。你做主子就要有主心骨，我之为我，自有我在。我们传统的精华与精髓，实际上比西方高明。但是你不旁顾世界，不关注其他民族优秀的智慧，比如埃及、印度等，我们的文明并不是最早，你又怎么能不看别人呢?所以不得不关注，而见必须关注。
我们为什么不能跳出来看看呢?
　　徐聚一：能不能谈一谈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