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常书鸿之女常沙娜
张桐瑀(以下简称张)：翻开常先生的履历，得知他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从事美术工作了。1918年他考入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那时他的学生虽然和纯绘画有些距离，但是他已经在美术圈子里工作和学习。1927年常先生赴法留学。请您讲讲他留法的前后经过。 


　　常沙娜(以下简称常)：我父亲最早在浙江大学的前身——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学习，后来通过考试获得留法奖学金。他先到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不久就认识了吕斯百先生和王临乙先生，两位先生都是徐悲鸿先生的优秀学生，一个学油画，一个学雕塑。受他们的影响，父亲在学习图案的同时又学习绘画。 


　　张：他这时实际上还是把学习重点放在染织工艺上，是抱着这个目的出去学习的，后来由于受吕斯百和王临乙的影响，他又开始学习油画。 


　　常：后来我父亲进入里昂的画家工作室，受写实主义的影响比较多。他当时决心一方面学图案一方面学画。他画画时很有激情，绘画的天赋很快就显现出来，1932年他画的《G夫人像》还获了一等奖。三年后他和吕斯百先生及王临乙先生同时考入了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随后就进入劳伦斯工作室学习古典主义绘画。他和吕斯百和王临乙一直都是很要好的同学，很要好的朋友，回国后，直到老年还保持着联系。1929年，父母刚结婚不久，我母亲还在杭州，得到亲戚朋友的鼓励和资助，也去了法国。我是1931年出生在里昂的。在巴黎，中国的留学生一般都是单身，只有我父亲成了家。于是我们家就成了据点，成了留学生聚会的地方。周末大家一起聚聚餐，聊一聊，探讨艺术方面的各种问题。有一次父亲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小书摊上发现了甘肃敦煌石窟的黑白图片，这让他大为震惊。祖国有那么好的艺术，作为一个学艺术的中国人竟然不知道！我们学习西方艺术，其实我们的文化之根在中国啊，那里有无数的艺术瑰宝。这件事对他的触动非常大，他从此开始关注敦煌，并萌生了毕业后回国的想法。 


　　张：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许多中国艺术家到外国学习西方艺术和文化以后，会发现中国文化更可贵，比如林风眠、傅雷都是这样。 


　　常：是的，这种例子很多，而且往往是“大家”。我相信他们在充分把握了两种文化以后，会作出更准确的文化价值判断。 


　　张：这和当下青年出去学艺术不一样，他们回国后惟恐有一点中国习气，惟恐没有把人家的东西学像，惟恐别人不知道他是留洋回来的。 


　　常：现在和那时的留学生是不一样。我现在才意识到父亲为什么那么热爱敦煌艺术。那一代人包括吕斯百和王临乙，在1936年，在祖国面临灾难的时刻都回来了。他们考虑的不是自我，而是整个民族。中国的读书人是要忧天下的。 


　　张：现在出国留学的机会多了，留学画家们的作品都追求个性，但是除了“个性”以外就没有什么了，也不会对国内画坛产生什么影响。 


　　常：这也是艺术家应该思考的问题：刻意追名逐利的人不会有什么影响，忘却名利的人却可能名垂青史。 


　　张：常先生在法国也积极参加一些沙龙展览。 


　　常：父亲1931年创作的第一幅肖像画《乡愁曲》参加了里昂的沙龙展并获奖。画中的模特是我妈妈，穿着中国服装，吹着思乡曲，很有中国味，江南味，情真意切，很能打动人。可惜这幅画已不知去向。父亲在法国学习了10年，参加了4次里昂的沙龙展和4次巴黎的沙龙展，获得三次金质奖，两次银质奖，两次荣誉奖，1935年还在巴黎举办过个展。 


　　张：常先生在法国时一方面积极参加法国的沙龙展，另一方面他还写了一些理论文章寄回国内发表。他在努力寻找中西方文化的契合点，既认真学习西方绘画的精髓，又没有被西方绘画完全俘虏。 


　　常：父亲是一个爱思考的人。他除了画画还给国内的杂志写文章，文章多半是介绍西方美术和关注中国美术的，比如《法兰西艺术》、《法国沙龙简史》、《法国近代装饰概论》、《中国新艺术运动过去错误与今后发展》等等。从他当时所处的位置和这些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出他当时思考的焦点是怎样融合中西。 


　　张：常先生1936年回国，1942年去敦煌。那段时间他在做什么？ 


　　常：还在法国时他就接到北平艺专的邀请，请他回国任教。1936年父亲回国后在北平艺专任国画系主任、教授。我和母亲到1937年才回国。本来准备在北平安家落户，结果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只好先到上海，立足未稳，又开始了流亡生活。抗战爆发后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校址迁到西南大后方。在这样动荡的生活中，父亲除了教学和校务管理外还先后在昆明、重庆等地举办了三次个展。 


　　张：常先生去敦煌是政府指派还是他自己争取的？ 


　　常：当时我们在重庆，生活相对安定。于右任、梁思成、郭沫若等先生经常谈起敦煌，为敦煌的现状担忧。父亲说他愿意去，徐悲鸿先生也表示支持。但母亲非常生气，说你去受苦，还得让我们母女俩陪着受苦。父母结婚以后还没有过过一天安稳的日子，现在稍为安定一点了，又要去敦煌。母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个星期都要做礼拜，而敦煌没有教堂。不过最后母亲还是同意了，死心塌地地在敦煌住了下来。因为她也是学艺术的，至少还可以做些临摹工作。 


　　张：常先生的决心感染了家人，也感染了一批年轻人。 


　　常：是的，当时成立了一个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我父亲任所长。第一批研究人员主要是些学生，董希文、潘絜兹等，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保护、临摹、测绘、记录。抗战胜利后，第一批人员基本上全部离开敦煌，随后又来了第二批人员，其中有父亲的继任者段文杰。解放以后，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父亲仍为所长。这时人员增加了，条件改善了，保护、研究工作得到了加强。 


　　张：常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您认为他应该定位在敦煌的“保护神”合适还是定位在画家合适？ 


　　常：我觉得两者兼而有之。他在绘画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一生共留下三百多幅作品。而且他后期的油画受敦煌艺术和敦煌环境影响很大，与他在重庆、昆明和法国时的画都不一样，颜色用过去不常用的翠绿和中黄，用笔奔放，有时用调色刀刮色。 


　　张：常先生绘画的名气被研究、保护敦煌的名气掩盖了。 


　　常：即使在抗战时期，在敦煌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父亲也没有放下画笔。因为缺乏颜料，当时他的油画画得很薄，后来就干脆画水粉画。 


　　张：常先生的绘画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认识。他的艺术生涯跟其他留法回到大都市任教的先生们不一样，他生活在偏远、渺无人烟的敦煌，没有学生传承他的艺术。这也是他的绘画没有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吧。 


　　常：父亲教学就那么几年，又碰上兵荒马乱的年代，大多数时间没有生活在艺术界的中心。尽管这样，他的艺术成就仍然有口皆碑，说明他是完全用作品在说话。 


　　张：常先生艺术探索的过程还是很明显的，他努力把西方绘画的手法转换成自己的绘画语汇，转换成中国人的表达方式。 


　　常：在法国，他画的《乡愁曲》和《画家家庭》，色调讲究，手法细腻，有地道的西方传统功夫。但人物形象是中国的(都是以我母亲为模特儿画的)，服装是中国的，韵味是中国的。回北平以后画的第一幅作品《街头幼女》中，他已经开始作油画技巧民族化和装饰化的探索了。在父亲的一些人物画和静物画中，经常有织物装饰图案的描绘。 


　　张：常先生的画有时看似很随意，其实有一种严谨的思考在里面。 


　　常：这种严谨就是虔诚、质朴的态度，不做作，不为表现而表现，是真正的艺术精神。至于随意，只能到了一定程度才能随意得起来。 


　　张：与常先生那一代人的探索精神相比，我们当下的画家们缺少的太多、太多。 


　　常：现在很多年轻画家太浮躁，不是真实地表现而是表演，不追求纯真高尚的东西，而是赶时尚、追潮流、玩概念。再加上市场经济的干扰，真正扎实的作品很少。我想说的是，艺术不能赶时髦，要立足自我，立足自己的文化，这样才能根深叶茂。很多人说我思想落后了，我说我从里到外都洋过，所以我知道选择什么。我出生在法国，学习在美国，能说法文和英文，面对洋的东西我非常冷静。我们的艺术也不必今天染一撮黄毛，明天染一撮红毛，黑色就是我们的本色。当我们的艺术拥有自己的颜色时，我们就真正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