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艺术的传播与交流
——访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辑程大利

　　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辑、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程大利，作为美术出版工作者和著名国画家，他谈了自己对美术创作、美术出版、艺术传媒和艺术市场的一些看法及今后发展的见解。

时　间：2004.2.16
地　点：北京建国门•中国美术出版总社
谈话者：程大利（程）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辑 中国美协理事
　　　　吴　磊（记）世纪在线中国艺术网 记者
　　记：您不仅是优秀的美术出版家和组织领导者，而且还是位杰出的画家和评论家。在您自己看来，您更满意自己的那一种角色呢？或更偏重于那一部分？

　　程：我从没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的职务是美术出版工作者、美术编辑，同时我酷爱绘画。编辑工作三十年，绘画创作四十年从没有停止过，编辑、绘画两个行当伴随我大半生。工作、画画、阅读这三项内容几乎填补了我全部的生命空间，我的下班时间、周末及节假日的大部份时间都用在绘画和文字阅读上，我关注着最新的文化及思想动态，关注着新的社科成果，我的阅读范围宽泛，深信开卷有益。

　　我白天的工作是编辑，主要看稿件，看完要作终审签字，我把它看成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从中了解到国内外很多美术动态，无论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都有大量的知识信息，美术编辑就是把古今中外的艺术资源加以选择、整理，最后编辑成艺术读物奉献给广大读者。这个工作过程首先是个选择过程，选择需要眼力，眼力是学习和积累的结果，30年的编辑生涯使我始终象个学生一样地读书，同时学会了思考和判断，确定是非曲直，文野高下。
　　记：您的作品是以水墨画为主，绘画风格从20世纪90年代的江南文人画逐渐到如今西北山水的雄浑与深沉，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程：绘画风格的转变是因为画家生命中很自然的过程，有时说不清为什么。我年轻时比较喜欢清秀、恬淡的风格，江南的山水使人感到温馨而精致，像是被人细心雕琢过。现代文明使我有条件到达海拔几千米的高度体验冰川风起、大漠落霞的壮观、我曾数次到过大西北的青藏高原、河西走廊和新疆高原戈壁、首先我感到的是一种悲怆苍凉的大象之美，西北的风景是原生态的自然、那种原始、雄浑、朴素、厚重、苍茫，甚至是苍凉的感觉深深地吸引着我，站在宇宙洪荒之中，不可能再去想自己是画人物的，还是画山水、花鸟什么的，在这里首先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意蕴，是对自己生存意识的幡然省悟，于是，我便有了一种突破传统水墨画视觉样式的冲动，新的生命体验导致新的认识。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我逐渐的认清了自己、我不属于清秀聪敏的一路，喜欢厚拙和苍浑，找准了自己的定位，西北的风光乃至人文景观，民俗生态跟我的审美情趣都是那样贴近，我曾与别人开玩笑说，我的祖先可能是匈奴。我喜欢用黑白两色表现世界，似乎就够了。当然绝不反对别人色彩的尝试。所以自然而然形成绘画风格的转变，变成今天的样子。
　　记：西方人对我们中国的文化遗产十分敬仰与推崇，他们竭力想去了解，我们都知道优秀的中国美术图书是传播东方艺术的最佳载体，而作为中国最具权威的美术出版社，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将这种传播体现得更彻底？更完美？

　　程：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中国出版业在世界出版业中的地位虽是大国，但还不是强国，是发展中的出版业。中华民族的资源是独一无二的，文化积淀博大深厚、丰富无比，我们的任务是将中华文化整理成出版物，不仅给中国人看，也给西方人看，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向世界宣传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

　　目前，世界文化交流是不公平的，一百多年来，西方强势文化涌进中国，东方人在接受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的精神观念，而东方则处于弱势地位，自身的东西向西方推广得很少。西方人认识中国停留在浅薄的层面上，甚至还抱有很大的偏见。
　　是什么原因造成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平等呢？显然是经济的原因，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在物质社会里，人类以经济实力定强弱，人们首先看重的还是物质生活和物质利益，希望物质生活的富足是人们普遍的追求。那种在清贫环境中还能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标，把精神生活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还不是人类的共性，人类整体上还停留在物质文明的阶段。当然也有例外，如我国西藏民众的宗教情绪，当藏民们一步一跪一叩头走过草地、雪山的时候，虽然皮袱的袖子磨破了，膝盖磨破了，但他们心里却是很快乐的，因为这个过程寄托了他们精神的需要，他们在向着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走去，这个目标是可以撑持一生的，这就是西藏文化。都市人可能会认为这种精神很可悲，活得太辛苦。当人们被物质所束缚、捆绑，呼吸着污浊的空气，还要陷入烦恼的人事纠纷，快乐又在哪里呢？这就是文化观念的差异。

　　中西方文化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博大、深厚的文化传入国外还有待时日，所以出版工作者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作为图书这种载体是最直接的交流工具。而艺术的直观形象对诠释文化观念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艺术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最便捷的方式。
　　记：艺术离不开传媒、离不开市场经济，现代画家都很注重宣传，这是扩大知名度的一种方式，所以艺术家、艺术传媒和市场经济是紧密相联的，只有通过宣传，把画家及作品推向社会公众，并得到认可，作品才会有市场，您对艺术传媒与艺术家、艺术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怎样来看待的？

　　程：艺术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商品有人需要，艺术作品就开始在市场上流通和传播。

　　媒体介入艺术，大众才能更靠近艺术和了解艺术。就艺术传媒而言，它有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提高公民的精神文明程度、提高整个民族的审美素质。我国有数千种报刊、众多出版物，还有电视、广播等等媒体。人们靠传媒接纳艺术信息，靠传媒的眼光评判艺术品的高下优劣，靠传媒的结论调整自己的眼界和改善自己的精神生活质量，更靠传媒积累知识，传媒的责任十分重大。

　　多数外行人对艺术传媒是深信不疑的，因而虚伪传媒便有极大的危害性，它可以抹煞真理，混淆视听，堂而皇之地欺骗读者。它制造的误区是为精神文明建设添乱。艺术传媒应该做的事是向大众实施审美教育，是提升大众，而不是迎合大众，更不是欺骗大众。问题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会使媒体失去科学性原则。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歌唱家希望多拿演出费，画家希望卖出更多的画，批评家希望通过对艺术交易的促进而提高稿费。巨大的利益使得艺术家很少有人去关心艺术意义的问题，无保留地接受被市场异化的现实，艺术在发展的同时也渐渐失去进取精神和蓬勃生机。面对这种现状，传媒面临着复杂而繁重的任务，传媒坚持客观性和真理性比参与艺术家实践本身还要艰难得多。

　　宣传和炒作是是两回事。炒作是没有分寸的扩张，它会误导观众，让观众不知道弄不清谁是真正的艺术家，什么样的作品算好作品。媒体的误导会殃及艺术市场，殃及艺术教育，甚至殃及艺术史，我们的美育教育本来就薄弱，艺术的普及程度与国外比有差距，传媒如果再不断地帮倒忙，提高民族审美素质就成了空话了。

　　“包装”和“炒作”这两个词来自商业用语，带有很强的商业性，包装和炒作的目的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制造和扩大社会影响，提高社会知名度，但是，在“追名”的背后，大都含有“逐利”的成分。包装者往往就是被包装者本人，炒作者常常就是被炒作的对象，他们通过或利用经济的手段，或者用某些人际关系、官方名人的压力，使媒体介入并发挥其作用。在包装和炒作的过程中，发起者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其中少不了经济的消耗，他们所以付出，都是以期换取更多的收效。在这一过程中，以获得利为目的商业性质是显而易见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把这种行为放到商业的运作中，便是一种无可指责的行为了。例如，在艺术市场中，在诸如画廊、拍卖行或者艺术博览会的经营中，可能出现对艺术家或作品过高的评价，以提高价位的现象。由于这是不加任何掩饰的公开的商业行为，于是其中的出入便不致招至非议。

　　我们所指的宣传与炒作、包装是不同的。在信息时代，传媒是信息高速公路，它每时每刻都在传递来自各方面的信息。艺术传媒对于艺术的普及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艺术传媒，我们的生活将变得苍白。正是借助传媒，艺术才空前地被普及。艺术传媒不可能离开商业社会的发展规律，但它应该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姿态，保持它的批判性和权威性，而不应该向市场妥协，成为市场的附庸。这是20世纪带有世界性的问题，传媒常常会被金钱左右，于是，误导频频出现，有偿新闻和报道把艺术的本质给歪曲了。宣传一定要遵循传媒科学性的原则，否则就会遭到市场经济规律的惩罚。

　　艺术传媒要建立起自己的权威性，首先要看重艺术规律，研究艺术的学术准则，不能一味炒作，轻率吹捧，这其中有个传媒工作者自身素质提高的问题，传媒工作者可以不是艺术家，但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感，同时还应该有一双好眼睛和一颗公正的心。齐白石有方图章叫“有眼应识真伪”，这话对于传媒工作者尤其重要。传媒折射着一个时代的心态，传媒不仅仅是传媒工作者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传媒真正提高素质还有待于一代公民素质的提高。反过来，传媒又熏陶或培育着一代公民。传媒的使命着实不轻。

　　艺术家最重要的是提高作品质量，在作品本身下功夫，艺术家只要保证作品的质量就可以了。艺术家花在宣传上的心思太多，就会影响创作，只要是好画，就会流存下去。艺术家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生前功成名就，比如齐白石、张大千等；一种是一生穷困潦倒，像梵•高、高更、曹雪芹等等。曹雪芹的《红楼梦》随着历史的发展，意义愈显伟大；梵•高也是，当时没有谁承认他，最后是历史承认了他。也有活着时就被承认的例子，如毕加索，在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辩、争议之后，人们还是发现了他的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社会的承认应是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