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生有涯而艺无涯
有20世纪中国“大美术”家之称的张仃，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他的首次艺术成就回顾展。70余年来的艺术生涯中，张仃跨越了漫画、实用美术、艺术设计、展示设计、装饰绘画、壁画、中国画、美术教育等诸多门类，且样样卓有成就，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这几乎称得上是一个传奇，而张仃就是这个传奇的缔造者。 
从辽宁黑山县一个能为学堂画孔子像的学童，到满头银发沉醉于笔墨国度的大家，张仃的一生随着国家的命运起伏沉浮，经历了许多坎坎坷坷，他最庆幸的是自己一直没有脱离艺事。 
诗人艾青曾经说过，张仃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有张仃在的延安的确是不土的 
“这一辈子，被别人教过，也教过别人，但于画事艺道，总觉得生也有涯而艺无涯，始终是一个小学生。” 
曾有人问张仃什么是大师，他说他不是大师，但他见过大师。 
2002年，文化部授予张仃造型艺术终身杰出成就奖。 
诗人艾青曾经说过，张仃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1938年，21岁的张仃从“国统区”的“左翼”文艺团队来到了延安。 
这之前的6年间，流亡关内的他先考入北平私立美专国画系，又以漫画为武器，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中。带着自己风格犀利的漫画作品，张仃活跃在北平、上海、武汉、西安、榆林，成为当时中国漫画界最年轻最勇猛的一名斗士，也因此身陷囹圄。 
向往革命的张仃留在了延安，毛泽东批示周扬安排他在延安鲁迅文学艺术院美术系任教。他一边从事美术教学，一边进行年画、宣传画和装饰画的创作，这将他训练成了一个多面手。 
为了作家们能有一个固定的场所进行交流和聚会，张仃将当地的窑洞就地改造，设计了别具一格的作家俱乐部。他就地取材，把当地老百姓用粗羊毛织成的灰毡子、筛面用的箩、编的炕苇子、土布等等土材料都运用到设计中，并带领木匠亲自动手制作。 
当作家们踏进装饰一新的俱乐部时都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好像来到一所西方的建筑里，土布做的布艺沙发；羊毛毡和木头框做成的屏风；筛面用的箩做的壁灯，因为没有电，后面的墙上钉着的是一盏油灯；进门处还有一个小小的吧台…… 
俱乐部每个周末都要举行舞会，而且是化装舞会，舞会上用的假面具、服装都是张仃一手设计的。俱乐部不仅吸引了延安的文艺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高级领导人也成为这里的常客。 
首次延安大生产运动成果展，同样由张仃承担总设计与产品包装设计。振奋人心的巨幅标语和硕果累累的展品冲击着人们的视觉，使这次展览成为延安的一个盛大节日。 
日本投降前夕，美军观察组和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张仃再次主持设计了边区小型生产成果展。展览会震惊了这些中外人士，除了感动于边区人民丰衣足食、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还难以想象这黄土地里的时尚与摩登。有张仃在的延安的确是不土的。 
一系列关乎国家形象的重大设计任务，均出自张仃之手，这使得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开国首席艺术设计家 
在延安8年，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居室、舞美设计和大生产成果展的布局与包装，充分展示出张仃的设计天赋。 
1949年，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由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国旗、国徽或国歌，新中国形象的艺术设计成为燃眉之急。当时国家高级艺术设计人才极其匮乏，也没有专门的运作机构，中央政府委托了两个专家设计组进行国徽的设计，一组是中央美院的实用美术系，另一组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张仃和梁思成分别是两组的核心人物，定稿将在两个专家设计组提供的方案中进行选择。 
当两组方案放在一起比较时，风格大相径庭。梁思成小组的国徽，核心内容是一块玉璧，玉璧有国器的象征，也含指祖国统一，完璧归赵，文人气息浓郁。但周总理认为这个方案没有体现出新中国的政权特色，不完全符合“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形式庄严富丽”的三大国徽设计要求。张仃小组的方案则明确提出：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五角星象征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和国家富强康乐；天安门为主体。 
中央比较倾向张仃小组的方案，为两个组召开了一次交锋会，由两组的负责人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张仃谈到工农联盟的创意来自周恩来，他的原创主体是天安门。在设计说明里他阐述得很明白：天安门是中国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的象征，同时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开始的地方，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发生在这里，新中国也在这里宣布成立，因此将天安门作为国徽的主体。 
张仃觉得大红色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喜欢的颜色，尤其是喜庆的时候，再配之金色有辉煌的感觉，他说：“通俗并不是庸俗。” 
最终，中央传达了一条意见：国徽当中一定要有天安门的形象，接纳了张仃小组的方案，周恩来将完善国徽的工作交给了梁思成。 
让双方都没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在究竟是谁设计了国徽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少争论，总有人来向张仃询问，以至于他不愿意再作回答。他向来不愿意争什么名分，一直强调国徽的完成是集体的智慧，而他的贡献在于提出以天安门为国徽主体的创意。家人甚至听见他对询问者发脾气说，你说是谁设计的我都没意见，只要今后再也不要拿这个问题来问我，拿过去的事情来干扰我！ 
然而事实是无法更改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艺术设计、全国政协会徽设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美术设计、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大会会场设计、第一批开国大典纪念邮票的设计等等一系列关乎国家形象的重大设计任务，均出自张仃之手，这使得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开国首席艺术设计家。 
他将泥人张、面人汤、皮影路等民间艺人请到学院，为他们成立工作室，又吸取西方现代艺术设计的教育精华，为新中国的艺术设计奠定了教育体系和思想的基础 
红色曾经是张仃钟爱的颜色，小时候跟着大人给蒸好的馒头点红点，过年家家户户贴春联、粘窗花，为父老乡亲带来喜庆的红色从那时起就感染着张仃的心灵，在他各式各样的设计元素中，红色曾经是一大基本色调。然而，一场“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变成了红色的海洋，张仃则似一叶扁舟，在红色的惊涛骇浪中几欲倾覆，红色让他产生了生理上的排斥。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张仃被组织调离中央美术学院，任命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第一副院长。尽管离开中国画的创作领域让他非常不舍，但张仃是个极负责的人，一旦应诺，就会全力以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批艺术家和学者在“反右运动”中纷纷落难，使得刚刚成立的学院还未来得及完善自身的教育体系和教学思想，张仃承担起了这项重任。 
他将泥人张、面人汤、皮影路等民间艺人请到学院，为他们成立工作室，传授技艺，研究总结他们的传统经验，又吸取西方现代艺术设计的教育精华，为新中国的艺术设计奠定了教育体系和思想的基础，而当时他所迈的每一步都要冒着风险。在张仃的努力下，美术领域一批有成就的艺术家调入学院，学院的专业也从最初的几个扩充到20多个，“文革”前的十年正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蓬勃发展的十年。 
民族传统与西方现代艺术相结合的艺术主张，让学院的师生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与国庆重大活动等艺术设计中展露了锋芒，也引领着张仃在云南采风后创作了《女民兵》、《洱海渔家》等近300幅水墨重彩装饰绘画，大胆的变形、绚丽的色彩、独特的造型语言顿时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华君武称之为“城隍庙加毕加索”。 
然而就是这些惊世骇俗的作品给他带来了人生的厄运，“文革”中，他因为这些画受尽屈辱，九死一生。在一个大型的批判会上，他举着自己的装饰画《女民兵》，跪在用两张桌子摞起来的台子上，红卫兵用皮带上的铜扣抽打他，将他从台子上打到地上，质问他为什么要画这些有颜色的变形的画，扭曲劳动人民的形象。 
外面的世界正是一片喧嚣，他不能听、不能看，甚至看见红色就会呕吐。大千世界眼花缭乱，张仃从黑、白、灰中找到了极大的安慰。 
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奥妙，他从来就没有参透，也不想去参透。多年后，当归还抄家抄走的东西时，人们在美院仓库的角落里发现一堆纸，打开一看是张仃的画。这十多张作品仅仅是因为大批判时需要使用才幸存下来，其余的则全部被付之一炬。至今翻看这些画的背面，还能看到贴着标注了黑画多少号的卡片。 
“文革”中，张仃被下放到河北的一所农场里进行改造，由于身心遭到摧残，他病得很厉害，回到北京就医。因为是黑帮，北京户口没有了，北京的家也没有了，他进不了城，就在西山脚下一个叫北沟村的村庄找了一个没人住的小院子，把漏风漏雨的地方补一补，暂且住了下来。此时的张仃不仅对社会绝望，对生命也绝望了。他现在的夫人———诗人灰蛙去看望他，安慰他：“活下来，看看这个世界究竟怎么变。”而他却心灰意冷：“我连看的心思都没有了。” 
外面的世界正是一片喧嚣，他不能听、不能看，甚至看见红色就会呕吐。只有把家里眼睛能看到的红色全部拿掉，大红的被面，没有能替换的，就把它全部翻过来。他身边有一本巴掌大的小册子，是黄宾虹的焦墨山水，抄家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抄走了，惟独这本小册子乍看之下很像毛主席语录，因此保存了下来，于是他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即使是挨斗的时候，口袋里还装着。 
绝望中，人的本能在促使张仃进行心灵自救，天天看这本小册子，看着看着他开始想画画了。没有工具，就向村里的小学买毛边纸、墨盒和毛笔；没有桌子，就带着这些东西天天在大山里转，先是一棵小树、一座小庙，然后慢慢变成大山大水，辉煌的焦墨世界自此展开了序幕。大千世界眼花缭乱，张仃从黑、白、灰中找到了极大的安慰。 
新中国成立后，张仃担任了一系列国家大型国际博览会和专题展览会的总体设计师，在国际交流中，为中国人挣足了面子 
有人将张仃称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全才,但向来不事张扬的张仃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