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与灰娃：画家与诗人的高度默契和互补
“张仃与灰娃”这个题目，已经酝酿很久，却迟迟没敢下笔。
　　作为两位老人的忘年交，我与他们相识多年，他们的音容笑貌、谈吐举止，闭上眼睛都是栩栩如生的，然而我不敢说，我已经完全理解了他们。
　　与两位老人相处，对我是一种精神上的滋养，也使我越来越感到我们这一代人文化 


上的缺失。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境界之高，性情之纯，绝不是时下那些艺坛风云人物所能相提并论的。然而，艺术峰巅上的无限风光，心性浮躁的“聪明者”无缘领略，庸常如我者也只能望而兴叹。
　　因此，我决定用最写实的办法，讲述我心目中的张仃与灰娃。 
　　我与灰娃相识有几分巧合。1982年春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此时法国二百五十年绘画展正在中国美术馆轰轰烈烈地展出，我喜欢看画，在那里有幸结识一位留法归来的女艺术家——北大物理系外语教授郑振庭先生。一个星期日，我应郑先生之邀到北大朗润园她家中做客。临别时，郑先生忽然决定进城看一位朋友，说出地址，真巧，离我住处只有一楼之隔，于是我们一起上路。敲开建外永安里社科院宿舍七号楼一套单元房的门，我看见一位容貌聪慧善良、年纪五六十岁的女性，正与她的朋友们忙碌着王森然纪念的事。她，就是灰娃。
　　这就是我与灰娃的第一次见面。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20余年至今仍在继续的交往。我常想：人际的聚散离合，冥冥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暗中操控，这就是所谓的缘。那么我与灰娃的缘是什么呢？至少就我而言，是她身上的一种高贵而朴素的气质吸引了我。在“文革”文化荒漠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对这种高贵和朴素，有一种久违了的亲切与向往。
　　灰娃是一位经历过人生大磨难、向死而生的传奇人物。12岁到革命圣地延安，入儿童艺术学园学习生活，在那儿度过了玫瑰色的少女时代。革命胜利后，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先是年轻的爱侣战死朝鲜，接着是一场旷日持久、几乎夺走她生命的大病，然后是精神分裂，接下来又是敬如师长的第二位丈夫去世。然而，命运没有将她击倒，艺术之神的召唤，使灰娃在黑暗的王国中找到了自救之道，濒临崩溃的精神得到了修复，荒芜空虚的中国诗坛由此诞生了可以找回尊严的艺术真品。到我认识灰娃的时候，她已经有了牢固的精神家园，变得强大而从容。在她的 

客厅里，时常聚集一些文学青年和人文学者，热烈地讨论各种问题。
　　我是通过灰娃认识张仃的。第一次见到张仃，是1986年的夏天，在新侨饭店一楼的西餐厅。那次见面事先毫不知晓，灰娃也是临时通知，说要让我们见一个朋友，见了面，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张仃先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有名望的画家，感觉有点奇异，张仃没有一点大艺术家的架子，待人亲切平易，一如灰娃。这次聚会气氛很轻松，张仃与灰娃精神焕发，兴致很高。当时我并不知道，张仃与灰娃已经结成伉俪，这事他们一点没声张。
　　后来我了解了事情的原由。1985年，与张仃共同生活了50年的妻子不幸去世，张仃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子女们各有自己的工作，而他又是一个毫无生活能力的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到了他面前。时间进入到1986年，一向视艺术为生命的张仃，也开始渴望事业、精神、情感生活的伴侣，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张仃心中想的，正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灰娃，灰娃此时也单身生活着。张仃对灰娃的绝对信任，可由一件事证明：“文革”中，张仃在遭迫害最厉害的时候，将一批可招来杀身之祸的“毕加索加城隍庙”的心血之作，托付给灰娃保管；灰娃对张仃的信赖，也只消举一件事：“文革”后期，灰娃于精神分裂中身不由己地写出许多离经叛道的诗歌，不敢示人，却送给张仃看，得到了他的鼓励。
　　与张仃结为夫妻后，灰娃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踪迹不定。后来才知道，是随张仃出去采风了。我们与灰娃的交往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以前是在永安里灰娃的家里，现在转移到了金台路张仃的宿舍。一间小小的客厅里，从书橱顶端到小桌小柜、茶几，挨挤着中外艺术品、各种民间艺术品和文物，显得十分拥挤。人多了，话题也更丰富。每次采风回来，张仃总是画稿盈箧，总有一批新作问世。品赏这些作品，成为每次聚会必不可少的内容。
　　当时张仃正专心致志于焦墨创作。他的焦墨山水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用笔似有鬼神相助，通常是一幅画挂出，大家凝神屏息，长长的静默之后，回过神来，发出一片由衷的赞叹。厚朴清远的意境，张仃笔墨独具的刚健飒爽之气，每每给予观画者强烈的冲击。作为创作过程直接见证人的灰娃，则以诗人特有的生动话语，表达自己的见解。采风过程的描述，也给观画增加兴味。此时的张仃，交着手，吸着烟斗，静静地听着，从不插话，有时不免要表示意见时，总是简洁肯定，一点不 嗦，不愧为大师的风度。
　　如果以为张仃与灰娃的生活就像在客厅里品画那样轻松闲适，那就错了。后来有机会随两位老人一起出去采风，亲眼目睹了张仃的野外作业，我才知道，那是身不由己的自我燃烧，不计后果的生命赌博。1992年春节，75岁高龄的张仃去陕北写生，无定河冰冻三尺，气温降至零下22摄氏度，张仃坐在河边写生，冻得实在不行，每隔几分钟就站起来跑动跑动，然后坐下去接着画。灰娃用大围巾把他的头包起来，看看不行，就套上一个塑料袋，还是不行，干脆站在风口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寒风。登上秦岭主峰太白山时，张仃已经发烧，但他却不说，坐在雪地上静静地写生，结果一下山就住进了医院。1991年5月在贵州黔东南写生，连续不断的野外作业，张仃终于病倒，回到北京后一诊断，才知道感染了 

病毒，得了足以致命的“缠腰龙”，治疗了好几个月才得康复。至此，我才明白张仃焦墨山水魅力的真正出处。
　　在一般人眼中，艺术家的生活总是充满着浪漫的情调，这其实是一种浅表的观察。真正的艺术家，都有疯子的气质，都是一意孤行的白日梦患者，为了艺术，可以不惜一切，甚至自我毁灭。同样，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不管其带来的结果是多么的美妙，其本身却是极端自私、无暇他顾的。因此，做艺术家的妻子，尤其大艺术家的妻子，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因为任何一个杰出的艺术家，都不可能是世俗意义上的好父亲、好丈夫。其丰沛的生命能量可以创造美妙的艺术，也可以灼伤身边的人，当他的艺术创造受到干扰和阻碍时，他完全可能变成一位不可理喻的暴君。张仃虽富圣贤气质，岁月磨练之下性情已经变得相当平和，即便这样，其特立独行的艺术禀性仍顽固地保留着，艺术劳动一旦受阻，就会变得相当暴躁。这时，身为妻子的灰娃总是首当其冲。我记得很清楚，那次在兰州郊外写生，乱中出错，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忘了带上写生册页。老头儿当场就火了，冲着灰娃发作起来，情急之中，使出了过去当领导时的语言：“老同志，你好好想一想，我们到这儿究竟干什么来了？是朝圣！”然而，类似的事情，并不影响灰娃的情绪，作为诗人，灰娃太理解张仃了，太知道艺术创作是怎么回事了。
　　作为张仃的研究者，我注意到，1986年至1997年这10余年，是张仃艺术生命的高峰时期，他的焦墨山水，于此时达到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他的生命能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释放，他的艺术抱负也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这一切，都离不开灰娃的参与和无私奉献，10余年里，灰娃陪伴张仃六进太行，三赴甘肃，二进秦岭、陕北，登泰岳，临昆仑，上贺兰，下苗寨，进九寨……除了青藏高原和东北大小兴安岭，把神州大地都走遍了。从张仃的焦墨山水画纵横顿挫的线条与旷远厚朴的意境中，分明可以感受到诗人灰娃空灵超拔的想象与神韵。同样，这也是灰娃诗歌创作的高产期，诗集《山鬼故家》中的作品，近一半创作于该时期。比起早期诗歌的忧患沉郁，这些诗篇透出一股灵动博大之气，她向清澈的星云祷告，向滚烫的太阳祈求；在腾格里大漠，她听到了奴隶的枷锁声和着西赛罗的雄辩，闻到古希腊的沉香玫瑰；在炳灵寺，她看见太阳鼓激扬七色光焰，成群的马踩着大气跃升……诗人的精灵，在宇宙、天地和岁月的茫茫隧道里自由翱翔，为当代中国诗坛划出一道诡谲瑰丽的风景。
　　我经常想，假如张仃失偶后的晚年生活中没有灰娃，他会怎样？这个问题也许不好回答，但我可以肯定，灰娃是张仃的不可替代的伴侣，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这不仅表现在画家与诗人在艺术形式的互补上，更表现在精神气质及趣味的高度默契上。在人格的高贵、朴实和自尊上，两人有着惊人的一致。同样，他们的感情亦有丰富的亲情内涵。由于年龄上的差异(张仃大灰娃整10岁)，他们的情感呈现为明显的“兄妹型”，是保护者大哥与受保护小妹的关系，灰娃私下经常称张仃为“曼兄”，是一个证明；幼年灰娃在儿童艺术学园就读时，张仃就被聘为他们的艺术导师。张仃看到了灰娃从儿童到少年、青年及至老年的过程。也可以说，灰娃的成长，包含着张仃的教导。同样，由于性别上的差异，他们之间的情感又自然偏向“母子型”。过去在灰娃眼里张仃是老师、兄长，一起生活之后，才更知道张仃还是一个永远的大孩子，不谙人和世事的复杂性，永远用他自己的单纯和善意理解一切人事，再加上张仃太缺乏生活能力，这方面不知闹出过多少笑话，更是让灰娃操心。然而他们之间又不同于一般的“母子型”，灰娃心智、身体发育晚，懂事更晚于自然年龄，在一班理想主义知识者的身边与乌托邦氛围中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期，至今很多老同志和灰娃说话，仍然习惯使用教育、指导甚而责怪的口吻，同时又充满爱惜、维护的情感。早年，大人们说她“光长个儿不长心”，直至现在，张仃还时而这样呼叫灰娃。给人感觉，他们这样的“母子型”关系，倒更像是两个儿童过家家，两个娃娃假扮成人。这种“兄妹”与“母子”的情感二重奏，随着张仃年龄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倾斜——越来越向后者靠拢。近来灰娃经常向朋友们感叹：“张老越来越像个幼稚园的小孩子”，她对张仃的照料也越来越细致。
　　晚年张仃与灰娃一起创造的一件最大的艺术品，是京郊门头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