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昌新这个“人”
  
没有披头散发，或者光头，没有奇装异服，或者破烂。初见周昌新，略吃了一惊：这是个普通人，却是个不一般的艺术家。
1166万拍卖价创下的当代单幅油画作品成交新纪录、“重彩油画奠基人”的称号，与34岁的年龄、干练的公务员般模样对比一下，委实有些反差。
随后又是一大反差：接受采访时，他竟叫助手把摄像机搬了过来。当然，这样的情况不多，因为他接受采访的次数还很少。这位助手的专职工作是用照相机和摄像机记录他的所有创作过程。
他毫不怀疑自己将成为被研究的大师，于是有意识地留下“史料”。普通人外表下，是一颗自信心爆棚的心。
这种“大师感”还包括他多年来坚持不卖画，迄今有98%的画留在手中，以完整地展出、被研究。20出头时，有个浙江的酒店老板看中他的画，出价数万，当时可是个大数目，但他也只肯临时临摩一幅卖，不肯卖原作。
但后来外出写生、工作室、聘用助手等成本越来越巨大，于是去年7月把“重彩油画”的代表作《中华魂》卖了，一卖就是1166万的天价。
当有人质疑不值那个钱时，他却似乎有些矛盾，一来称私人掏腰包的收藏家认为值那个钱才会买，二来表示对这个价钱其实还不满意，三来心疼“象征中华民族一往无前的精神”的作品不能简单用钱来衡量。
更多的质疑是对“重彩油画”本身。34岁成为“奠基人”的背后，是这个“流派”目前还只有他一个人的孤影。
无论是私下对他，还是公开对记者，艺术理论家、《美术》杂志主编王仲都表示：“重彩油画”的提法不合逻辑。
中国传统的重彩画本身就“重”（色彩），西洋的油画也“重”；重彩是平面画，油画可显立体。的确，无认重合还是冲突，重彩和油画都很难连到一起。
“重彩油画”的来历几乎就是周昌新自身的学艺经历。他在湛江艺院学习时，打下了油画的水粉基础，毕业到京后，师从中央工艺美院（现清华美院）杜大恺教授学现代重彩，随后在中央美院读研时亦攻壁画专业。但再后来，他自己不安分，偷偷搞起了“重彩油画”。
说是偷偷，是因为老师杜大恺当时不答应。
非要搞，是因为他觉得，中国重彩发展到今天已到极限，谁也不敢说超过了敦煌壁画；重彩的平面性表现力有局限，高丽纸等材质也不易保存；从油画角度来看，中国油画迄今未受到国际重视，“没有自己的身份、语言。
就这样，他要替中国美术界趟出一条自己的路。“重彩油画不是重彩和油画的简单相加，也不是用油画颜料、工具来画重彩，而是用中国重彩的理念、精神加上油画形式。”
他指着心爱的《野牡丹》得意地自问自答：“你看到线条了吗？又像是重彩的线条，又像是油画的轮廓、造型。你看到光了吗？似有非有，是用重彩的色彩来表现油画的光。”言下之意，天衣无缝。
他自信其“重彩油画”既是中国重彩的前途之一，也是中国油画的出路之一。“向前看，两极吸收。”如此游走两端，不守定规，偷偷搞了半年后，他把老师杜大恺请到工作室来看了一下，“他默认了。后来就越来越称好了。”
“从个人利益来讲，别人不认同更好，独一份，没人来和我竞争，呵呵。”他话锋突转：“但中国艺术太需要开拓创新了，搞不搞重彩油画、叫不叫重彩油画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了。”
他对中国艺术现状煞是痛心，又因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底蕴极为乐观。全国政协常委、华人顶尖收藏家徐展堂告诉他：“我始终相信中国会出现大艺术家。”尤其让他信心百倍。
在他看来，中国艺术之所以低迷，很大程度上是很多中国艺术家不自信，只会模仿，主要模仿洋人，其次古人。
当然，有那么多画家沦为画匠，“为的是面包。”
还有一个原因，很多画家只会呆在画室里，“今天画他老婆，明天还画他老婆，穿衣服画，脱衣服画，就这么画来画去，能有多大长进？”
就算是“采风”，“风能采住吗？”
“必须真正深入生活。首先做一个人，然后做一个艺术家。人都不是，还算什么艺术家？披头散发装个样子就是艺术家了吗？”
所以，他坚持做了十几年的“人”。前面不说他如公务员模样吗？事实上，他确实是公务员，迄今为止仍是公务员，在同一个职务上不升不降十余年。现在还得上班，不过蒙领导破例，可以不按天按时了。
有了公职，他自称可以真正了解人，了解社会，了解时代。在颇以“后现代”、“先锋”为荣的艺术界，他却颇有些“现实主义”。在前期，公职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供其生活来源，保持艺术的独立性，可以不为“面包”而画画。
就这么着，这位“重彩油画奠基人”一直是个“业余画家”。所有作品，都是下班时间和节假日创作出来的。
但摊子越来越大，这位“大师感”极强的青年画家也自知快“业余”不下去了。
“面包”也不能不要。但不作为目的的“面包”对他而言反倒容易到手。上次卖出一千多万，按日常成本计，“可以保证十年不看人家脸色了。”他的妻子兼“经纪人”聂莉笑道。
不久后他要到香港开画展，作为预计中全球巡展的首站，估计得花五百万，势必又得心疼地卖出一些“研究史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