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葆桢』介绍

苏葆桢
    （1916.5 -1990）  江苏宿迁人。
    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艺术系。
    学生时代即开始创作，并举办个人画展。
    作品曾入选1941年全国美展，并获青年作家奖金。
    1944年任江苏正则艺术专科学校讲师，1946年任四川江津窑业余学校美术教师兼教务主任。
    1949年后，历任北碚新中国艺专校长，重庆女子师范学院附中美术教师，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大学教授，重庆国画院副院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当选美协四川分会理事，省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市文联委员。
    擅中国画，尤长画葡萄。
作品有《川西三月》、《硕果丰收》、《樱花孔雀》等。
《硕果丰收》1980年获四川省美术创作优秀奖。
出版有《写意花鸟画技法》、《怎样画水墨葡萄》、《苏葆桢作品选》、《苏葆桢画集》。
苏葆桢:“苏葡萄”的传奇人生
国画大师苏葆桢可以说是重庆画坛的至宝，其“葡萄”画更是声名远扬。历经坎坷的苏葆桢，始终把心血都放在视为生命的国画艺术上。在其艺术声望达到人生高峰时，却以一种充满悬念的手段，结束了自己辉煌的艺术人生。苏先生离开尘世已经14个年头了，“苏葡萄”这一称号，在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中一直传诵下去……

一波三折的坎坷经历

“父亲这一辈子大抵经历了3次磨难。1945年父亲借白健生（白崇禧）在璧山的房屋创建了‘健生艺专’，结果在1951年‘镇反’中以‘反革命’的罪行被当地法院判处入狱三年。”

苏甦是苏葆桢的次子，子承父业，现在西南师范大院美术系任教。“当年35岁的父亲只是一个软弱书生，却在三年的服刑中干了许多以前从未干过、大大透支体力的重活儿。有时青石板一抬就是大半天，累得脚杆打闪闪，连蹲厕所都蹲不下去。” 谈起父亲所受的磨难，苏甦也唏嘘不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里武斗闹得厉害，像苏葆桢这类有所谓“历史遗留问题”的“牛鬼蛇神”成了批斗对象。“学生们把他五花大绑着押上车去游街，到达目的地后，一脚把他从货车上踹下来。在没有任何稳力的情况下，父亲落地后连翻几个跟头，最后跪倒在地。这样的折腾谁也受不了，何况父亲当时已经年过半百了。还有一次，其中一派在叫他交待问题时，一个学生打了他一耳光，父亲的假牙都被打断了。”

第三次磨难是在1973年。“虽然父亲被借调到工艺美术公司，在‘批黑画’风波兴起时仍没逃脱噩运。他的画几乎都给人欣欣向荣的感觉，让有意挑刺的人出挑不出剌，可还是有人鸡蛋里挑骨头，比如说作品‘篮子葡萄’所画的葡萄又大又亮，就说画的是资本主义葡萄，因为社会主义没有这么好的葡萄。还有‘芭蕉小鸟’这幅作品，因为芭蕉叶画得有些残缺，这些人就说芭蕉叶代表社会主义，父亲画上的麻雀冲破了它，显然是对社会主义不满。”

苏甦说父亲对这些莫须有的说法也颇感无奈，“第二年，父亲的‘川西三月’参加了全国美展，本来中国美协规定作者可以去北京参观，可学校却派了另一个人去，这让父亲有些沮丧。”

虽然在服刑时受到许多磨难，但苏葆桢瘦弱的身体反而健康了。“60多岁担200斤左右的煤球不成问题，父亲甚至还说：‘劳动一下，还舒服一些。’”苏甦说父亲1954年出狱后没有工作，连续两年在外帮一些工艺店画幻灯片、竹帘谋生。1956年因为周恩来总理提出用知识分子填充各大高校，苏葆桢有幸到了西师美术系，至1965年这10年间，苏画了大批优秀的作品，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中，虽然物质分外贫乏，苏葆桢却在事业上达到了高峰。

“父亲这一生都在不停地作画，多作于1956年至1965年、1977年至1990年这两个时间段内。虽然受到各种磨难和屈辱，可他的作品始终以真、善、美示人，没有任何的怪僻荒诞、灰暗阴冷。他笔下的所有花鸟，给人安慰，令人忘忧，催人向上。”能够拥有一张苏葆桢的“葡萄”，成了艺术爱好者的骄傲和收藏家的至宝。

乐善好施的画坛巨匠

“别看父亲在学校忙来忙去，下班后还回家做家务。他烧得一手好菜，拿手菜是下江菜‘炒鳝糊’，时常让我和母亲吃得有滋有味。”谈到这里，苏甦脸上漾起一丝笑意。“父亲非常节约，文革期间，学校食堂垃圾桶里时常有大把大把被扔掉的芹菜叶，父亲看着心疼，就捡出来带回家吃。记得70年代末，父亲正挑着煤球走在街上，发现路中间掉了一个煤球，立即去捡。一辆货车疾驰而来，要不是旁人大声提醒，父亲就可能躺在车轮下。” 

尽管苏葆桢后来的身价节节攀高，不缺吃穿，但节俭的禀性已深入骨髓，哪怕是桌上掉了一颗米饭，也会捡起来。“父亲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使他深深明白生活的艰辛。”

西南农业大学的俞纯方教授是苏葆桢的忘年交。“1989年4月，我装裱了一幅苏先生的四尺葡萄新作，有幸认识了他。以后，每个星期总有一两次不是我到他家去取画、送画，就是他到我家观察画作上墙后的效果。从西师到西农，他总是步行往返。”当时苏已经73岁。

“记得父亲在第一次服刑时轮到他扫厕所，便槽糊满了尿垢，臭气冲天。他端水连冲数次都冲不掉，就伏下身子用手抠，”苏甦说父亲始终都在给别人营造干净的生活环境。曾受教于苏先生的方凤富教授也有同感，“80年代初，我和苏先生带学生去成都写生，住在教委招待所。第二天一早，迷迷糊糊中听到泼水声，起床一看，原来是苏先生在厕所，”方教授说那时是3月份，天还未亮，学生们都还在睡梦中，估计苏先生5点多钟起床接水去了。

在方凤富眼里，苏先生教授不仅乐善，还好施，“1983年和苏先生去北京参加全国美展，因为我家经济条件不太好，所有费用都由他一人承担。回到重庆，他还硬塞给我15元钱，让我改善一下生活。”方教授说他接过钱时还流下了泪。

西南师大美术学院李白玲教授也是苏葆桢的学生，“我考上苏先生的研究生时年龄老大了，孩子也刚出生，每月只有90元的生活费。苏先生平时也没过问这些事，但好像心里有数似的，到画室来上课，时常会挑一些我的画拿到重庆国画院的画廊去。师兄们说苏先生是从来不允许他们急功近利去卖画的，但对我确实有些例外了。”

所有同苏先生相处过的人都众口一词：他没有知名教授、著名画家的架子，平易近人，心无杂念，与他相处不会觉得心累，和谁交谈永远带着那种心满意足的微笑，让人往往在不经间得到帮助。 

“一次，我们送苏先生到了西师校园，恰好暗香浮动飘过来春天的气息。他指着繁茂的梅枝告诉我们：梅花有红梅、绿梅、白梅和腊梅，腊梅又有红萼、绿萼、张口和磬口之分，这一树是绿萼磬口腊梅；我喜欢画它，因为它并不是孤枝横斜独傲寒空，而是枝密花盛香溢十里。”俞教授说那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失时机地向苏先生请教。对于这个编外学生，苏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循循善诱。“重庆缙云书画院开第一次画展时，我连买了两幅‘雄鹰图’。沾沾自喜之余，连夜又画了四幅并且立即装裱上墙。苏先生来我们家看了后，指着几处说‘不得法’。当头一瓢冷水觉得有点不舒服，但老人的坦率与真诚，使我立即意识到这是向他求教的大好机会。苏先生答应画两幅老鹰让我临摹。一段时间后，我们送画去他家时，他又仔细地给我边讲解边示范怎样用笔，怎样用墨，怎样画喙、眼、爪，怎样画毛、翅、羽。”

不知苦累的艺术追求

“1975年4月，我和苏先生一行三人到贵州娄山关写生。当时招待所的费用太高，我们只得住20多里远的板桥场，天天往返50多里路。后来苏先生提议住在山上民工遗弃的破草棚里，晚上大雨，非常冷，因为没有被子，只能裹着谷草合衣而眠，连续住了两个晚上。”提起苏先生的敬业精神，方教授讲得娓娓动情。当时他们没有准备任何干粮，就在招待所买了两斤干面，用民工扔掉的破锅，伴着野葱吃了两天白水面。

“1977年3月，学校组织老师去攀枝花讲学。休息之余，我和苏先生打算到攀钢对面的山上去写生，我俩一前一后地爬着，当时天气很热，空气干燥，加之我有恐高症，没多久就头晕目眩。当时61岁的苏先生没有要我照顾，反而牵着我一起爬到山顶。滴水未沾、颗饭未进，整整画了一天，直到天黑才下山。”

苏葆桢的敬业精神在重庆画界有口皆碑，李教授回忆说，“1984年2、3月间我作为工作人员随苏先生、杜显清先生等赴京筹办重庆国画院的第一次赴京展览。当时是国防科工委支持我们的画展，为筹备工作派了小车随叫随到。可苏先生出去是不要小车的，近70岁的人了在满地薄冰的地上溜，在北京的冷风中等公共汽车。”李教授的表情有些心痛，说记得朱理存画家讲过：什么都不怕，最怕北京的春风吹得人跟冰棍似的，风沙迷糊眼睛写不了生。当时给她的感受是，那风可以从棉大衣的底端灌进背心里去把人冻成冰棍，年纪一大把的苏先生却从来不说一句话。“还有那薄冰，不摔跤则已，要真摔了呢？”

死因至今仍是谜

苏葆桢怎么离开这个世界的，至今还是一个谜。现在许多人都认为苏先生当年是自杀的，自杀的原因说法不一，社会压力太大、家庭压力过重……

多数人认为苏先生的死在于一个“累”字。李白玲告诉记者：“苏先生是珍爱生命的，1987年春，我们读研时，他准备带我们去山东菏泽写生，因为那年铁路一连出了两次事故，苏先生考虑到安全问题没有出行。没想到他最后却选择了退避。可想而知那个‘累’的负荷是多么沉重。”

李说去过苏先生家的人都知道，他画案上总有一尺高的几摞永远回不完的信件，其中不少是求画的。信中那些热情洋溢的语言一方面让他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却是大家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无形的绞绳。它让苏先生无喘息地画呀画，画他最著名的葡萄，一幅接一幅机械地制作着。“要知道作画是要站着的呀！整天的站立，日复一日的站立，对一个70多岁的老人来说是什么滋味？谁都可以试试，不移腿脚地站立，究竟能站几时？苏先生喜欢千姿百态的花和各种各样的动物，可他不能有充足的时间保证自己的创作。他长时间的按别人的要求作画，从不对热爱他作品、求画的朋友说‘不’。”李教授说他们做学生的，每次去苏先生家讨教，他总是一边和他们交谈一边站着作画，一刻也不能停手。

苏甦一提到他父亲的死，神情变得复杂起来，“1990年6月19日上午9点左右，保姆说父亲房门紧锁，似乎不在家。我感到奇怪，平时这个时候父亲应该在家中作画，急步跑到父亲家中。打开房门后，当即吓了一大跳。只见父亲耷拉着头坐在地上，颈子上吊着一根用来修饰裤子的绳索。我立即向公安局报了案，可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只得下了‘悬梁自尽’的结论。”

苏甦对自杀的结论至今还有些质疑，“其一，当时父亲应香港集古斋之邀，正筹备100幅作品前往展览。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怎么会去自杀？其二，父亲家中有两大卷几百张他亲自作的画，事后就只剩几张了，如此多的画怎会突然消失了呢？”对于自杀原因是出于家庭压力和社会压力的说法，苏甦当即反驳说纯粹是无稽之谈，“他过世之前的十多天，我们一家还去三峡旅游写生，父亲游得非常愉快，没有丝毫准备自杀的迹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师教师告诉记者：“我听别人说苏先生的死纯属意外。当时他正踩在凳子上，扬着颈子往悬在空中的绳索上挂刚作完的画，不小心把凳子踩翻了，人就自然而然地吊在了绳索上。”另一位同记者聊天的老者说苏先生死在他功成名就、如日中天之时。他并不缺乏物质和金钱，也许，艺术家是承受太多的“历史记忆”，才以头颅和鲜血撞击死寂的画坛文坛。

苏先生虽然匆匆地走了，但他的艺术成就是永恒的，早年出版的《写意花鸟画技法》一版再版，成为高校的热门教材，“苏葡萄”称号更是广泛传诵于世。

九泉之下，苏先生应当感到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