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介绍

黄胄（1925－1997）原姓梁，名淦堂，字映齐。河北省蠡景人。因少时在体育比赛中曾获“炎黄之胄”的锦旗而更名“黄胄”。曾兼任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讲师，任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北京炎黄艺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自幼酷爱绘画，曾从师赵望云。早年赴新疆写生，徒步八百里秦川，画了大量速写。1949年参加人民解放军。1952年《苹果花开的时候》获全国美展一等奖。1955年调北京为军队专业画家。此时进一步深研历代名画、画论，把传统笔墨运用于创作中去，形成了以写意与重彩相融的独特风格。1957年《洪荒风雪》获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艺术展览会金奖。1959年《载歌行》、《赵集》、《丰乐图》等代表作品问世，“文化大革命”中黄胄赶驴三年，与毛驴相依为命，他的笔下的毛驴可与齐白石笔下的虾相媲美。1978至1985年，又是黄胄创作的另一个高峰期，《欢腾的草原》、《牧马图》等被悬挂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等重要场地。  
    为了精透传统笔墨技艺，黄胄在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两次大量临摹古代精品。他主张“必攻不守”，以速写起家，在生活中积累了成千上万的速写。他认为国画家在生活中直接用毛笔搜集素材，才能与国画的笔墨功夫结合得好。黄胄以大批新意境、新技艺，展示出笔墨流畅、气度澎湃的佳作，给中国画坛开一代新典范。社会影响颇大，是一位中外盛誉的艺术家。
　　黄胄对于当代中国画坛贡献最大的是把速写和人物及动物画升华到极至。他长于运用速写表现人物，善于抓住人物的特征，笔下的人物一颦一笑，举手投足，熟悉到了随手拈来的自由境界。其作品多反映少数民族的生活，笔简意到，笔力遒劲，苍阔老辣，意境清新，自辟蹊径，惟妙惟肖。他的画常常反映着诗的含蓄，乐的韵味，舞的节奏，戏剧的舞台感，是通俗的，又是深刻的。尤其是人多畜众、众声喧哗的大制作，诸如《叼羊图》、《洪荒风雪》、《广阔天地》、《庆丰收》等，让人感到特定时代特有的那种火热的激情。黄胄早年跟随赵望云学画驴，后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绘驴技法，成为黄胄作品的一个品牌。他笔下之驴不求形似，追求神韵的表现，墨感极好，层次丰富，颇为湿润，其筋肉的结实，鬃毛的蓬松，毛皮的坚韧，甚至连牙齿的老与幼，行进中的种种情态、变化都传神地表现了出来，形神兼备，雅俗共赏，生动鲜活，声震寰宇。此外，黄胄的其他动物画，诸如猪、牛、羊、马、狗、鹤、鹰、鸡、鸭、鹅、鱼、骆驼、麻雀……也颇具神采，享誉画坛。
黄胄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以前每平方尺仅为10元，80年代初叶每平方尺升至300元。1989年春，西安碑林一老字号装裱店出售黄胄四尺全张人物画精品，报价每平方尺1500元，终了以1万元成交。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黄胄的作品频频在国内外各拍卖场上出现，此时每平方尺的价格在5000元左右。《今日宽余勤读书》是1973年黄胄专程看望下放陕西洋县白石乡的学弟方济众，并说服洋县文化馆馆长陈建昌调方济众到文化馆工作所画的应酬之作，在1996年初西安书画拍卖会以5.8万元成交，创造了黄胄作品每平方尺直逼2万元的市场最高价。1997年，黄胄的代表作《飞雪迎春》、《广阔天地》在北京鼎丰春拍会上创下了28.63万元和99万元的佳绩，令海内外藏家刮目相看。从此，黄胄的作品成了大收藏家重金典藏寻觅的对象和画商画贩们炒作的重点。2003年，在上海信仁书画拍卖会上，黄胄一幅不足盈尺小画《五驴图》，被藏家以3.3万元购得。2004年，两幅黄胄的大尺幅精品双双以550万元天价成交。2005年5月至7月的我国春季艺术拍卖会上，黄胄的作品更是高价迭起，火爆异常，拍卖纪录屡屡刷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27家拍卖行推出黄胄拍品268幅，成交252幅，每平方尺平均价12.4万元，平方尺最高价达13.38万元，其中100多万元成交18幅，200多万元成交3幅，300多万元成交两幅，《飞雪迎春》更是拍至715万元的天价。成交额高达1亿3千多万元之巨。2004年11月22日，东方国际拍卖公司推出的《叼羊图》以880万元创下了黄胄作品的最高成交价，如此这般红红火火恐怕连黄胄生前也始料未及。
黄胄对水墨人物画发展的贡献
20世纪的水墨人物画是中国绘画史上最丰富多彩的一页。由于激烈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发展进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水墨人物画无论是思想性、题材、内容、形式，以及规模和影响都是过去时代所无法比拟的，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而在这个发展繁荣的过程中，黄胄先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是新中国绘画的重要开拓者，是中国水墨人物画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 
　　上世纪初，社会剧变，西学东渐，当时的绘画精英们为了反抗旧思想、旧文化，跟上世界潮流，竭力倡导吸收、引进西方绘画，以西方艺术的精神、内容、形式、观念及技法来改造中国画，他们认定唯有西方古典的写实绘画才是挽救、改造中国画的良方。他们将西方素描和中国笔墨的表现手段相结合，进行大量的写生、创作实践，使这种中西结合的形式不断提高完善，逐步走向成熟，创立了一种新的规范，将传统中国画引向了他们坚持的写实主义道路上。 
　　这种以素描为基础的写实方法，在产生巨大的影响，促进人物画发展的同时，它的弊端也不断地显露出来。首先，严格的写实并不是中国的长处，过分强调对对象的形体、结构、明暗的深入刻画，使中国画讲意境、重形式、自由抒写的写意精神和表现力大受限制，中国画语言的核心“笔墨”失去了相对独立的价值，成为仅仅是塑造形体的一种手段。后来发展到利用笔来擦素描，笔墨自身的价值和审美受到严重削弱。特别是50年代的全盘苏化，契斯恰柯夫教学体系在政治上一边倒的推行，强调长期素描作业的学习，使中国画陷入了一种僵化的状态，严重限制、影响了中国画的发展。 
　　黄胄先生的作品正是在这种状况下，于50年代中期出现在画坛上。他以炽热的情感、奔放的线条、活泼的人物，为画坛吹进了一阵强烈的春风。他那灵动的笔墨、充满动感的人物造型、生动而饱满的构图、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使人耳目一新，对当时画坛的僵化现象造成了强烈的冲击。黄胄先生的作品，手法简练、概括，去掉了许多繁琐的细节，弱化了明暗和体积感，突出了人物的生动性和笔墨的自由流畅，弥补了严格写实给水墨人物画带来的弊端。他对当时画坛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使笔和墨活了起来，使笔和墨的独立价值大为提高。这给当时的人物画家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使人们看到一个新天地，为水墨人物画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为20世纪60年代之后水墨人物画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出现的一些有影响、有成就的画家，大部分是在经过学院的严格训练后又吸收了黄胄先生灵动、随意的笔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黄胄先生在几千年中国绘画史上也应是一标志性的人物。他的作品与中国古代绘画有血脉相联的传承关系。他使“五四”以后被破坏、搁置、中断的中国画传统又涌动起新鲜的血液，在新中国的绘画和中国的传统之间建立起了精神上的联系。而他的作品又明显不同于古代的绘画，他那全新的精神、意境和手法，开辟了水墨人物画的新时代。 
黄胄先生及其作品为我们及这个时代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首先画家要满怀热情地面对生活，不管我们接受什么样的严格训练都不能磨灭面对生活时的敏锐感觉和激情，以及迅速捕捉对象的能力和手段。还有，画家要重视培养、发展自己的个性，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还要勤奋：黄胄先生的勤奋是有口皆碑的，据说他一年要画20多刀宣纸。这在一般人来说是不能想象的。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绘画大师，他以天才和勤奋为这个时代留下了大量优秀的艺术品和宝贵的艺术精神，他影响了他之后的几代人，他对今后水墨画的发展也将会有广泛和深刻的影响。